大鳴大放諍言招禍

毛澤東受到了震撼,幾經思索,發表了著名的對史達林應「三七開」的觀點,即「三分過、七分功」。19564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波匈事件後,毛澤東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認為不能搞「大民主」,不能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只能搞中國式的「小民主」,即整風運動。19561219日,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點了鐵托的名,以後與蘇共分歧公開化,發表了一系列論戰文章,並公開點了赫魯雪夫的名。集黨、政、軍領袖于一身的毛澤東,正緊張思索著如何在中國防止出現波匈事件。1956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直至1957619日才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19573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鼓勵民主人士大膽地「放」,幫助中共整風,要有「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要大家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讓廣大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大鳴大放」。《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大「放」,堅決貫徹「雙百」方針。1957427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強調這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430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頭頭與無黨派重要人物上天安門城樓,談笑風生地請大家幫助中共整風。19575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府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於是全國性的大鳴大放開始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大家的發言。在中國共產黨的一再動員和熱情鼓勵下,各民主黨派人士開始打消顧慮,從小心翼翼地提些雞毛蒜皮的意見,到逐步開始鳴放。民革中央常委黃紹弘(曾是國民黨高級軍政大員,1949年國共和談時國民黨代表團團員)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成為工作報告的一種公式,這樣強調成績來掩蓋錯誤,會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又說:「黨的領導毫無疑問,但領導方法可以研究。某些地方或工作,沒有通過政府和人民,直接發號施令,會造成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他認為不能以黨代政,——這在當年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儘管意見完全正確。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兼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鈞(時任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部長)發言,提出了關於「政治設計院」的設想,他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但政治上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段話,從頭至尾,從尾至頭,看不出「出格」之處,但後來卻成為「著名右派觀點」。中國民主同盟另一副主席羅隆基(時任政務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發言說:「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人大和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各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受委屈的可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曾指示,由人大和政協常委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我擁護這主張。」這個建議何錯之有?但後來也成為「著名右派觀點」。九三學社中宣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在統戰部召開的第13次座談會上應邀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一開頭就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老和尚之說,源於4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風趣地向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了這麼一句:「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引起一番大笑。儲安平不過是套用了這句話,殊不知,這種幽默之言,毛澤東說得,別人是萬萬說不得的!)解放以前,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建國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像個聯合政府。但後來政府改組,非黨副主席全去了人大,十二個副總理,沒有一個非黨人士,從團結全國和黨外人士的願望出發,這樣安排是否可以研究?近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最終根源,全國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而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其過不在黨員自己,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豈不是『莫非王土』思想,形成家天下的局面。」他講畢,北大校長馬寅初連聲用英語稱讚:「Very good! Very good!」這個講話,後來成為著名的「右派反黨理論」。

所謂「右派言論」還有許許多多,不能一一列舉。而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是當年反右派中最著名的「三大理論」。直至1980年,中央為全國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個右派分子摘帽平反時,他們三人仍「維持原案」、「未予改正」。(全國不予改正、維持原案的「右派分子」中央級共五人,除上述三人外,還有上海的彭文應和陳仁炳。)後章伯鈞憂鬱而死,儲安平慘死于「文革」。章伯鈞于1969617日離世,終年73歲。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曾給予頗高的評價:「章伯鈞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愛國主義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國家和民族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其骨灰盒也不尋常地被送入八寶山革命公墓。儲安平在反右後下放勞動到長城腳下放羊,回城後仍在家中小院繼續養羊,文革中被紅衛兵肆意打罵,人身侮辱。19668月,紅衛兵又來家批鬥,他留下紙條:「我走了!」翻牆出逃,從此人不見影,死不見屍,在人間消失。羅隆基是一個硬骨頭,始終不承認有所謂的「章羅聯盟」(實際也沒有),他在文革前夕,1965126日晚,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孑然一身,既無妻子,又無子女。19861014日,民盟中央召開「紀念民盟創始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出席致詞:「歷數羅隆基一生功績,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國家和民族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這是中央對羅隆基的評價。

《這是為什麼?》引發反右派運動

回過頭來再看歷史,19574月至5月上旬,全國上下都在大鳴大放,但到五月中旬,中國的政治方向「轉了」,5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原名《走向反面》,後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下發各省、市委。主要內容是「物極必反,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在軍事上實行「 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策略是得心應手的,現在把這個策略應用到政治上,林彪比喻為「引蛇出洞」,大鳴大放就是讓「右派分子」(如同《白蛇傳》裡的白娘子)喝「雄黃酒」顯出原形。19576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派運動」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而這篇社論實際是毛澤東親自擬定的,選擇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為反擊右派的突破口。盧郁文是1949年國共和談時國民黨代表團的秘書長,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南開同學盧存學之父),他在525日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作了「正面發言」,批判了章伯鈞,當場,一位任政務院參事的女幹將譚惕吾向他開了火,批駁盧郁文發言,會後他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嚇信,辱罵盧「為虎作倀」,恫嚇盧「及早回頭」。《人民日報》社論逐條批駁了匿名信,強調了階級鬥爭,同日,毛澤東又親自擬定《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以中央文件電發各地。610日,毛澤東又起草並下達新的文件《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爭鬥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一場轟轟烈烈、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在華夏大地展開了。

最初的反擊目標是儲安平,接著毛澤東尖銳抨擊「章羅聯盟」。614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71日《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都出自毛澤東手筆。文中尖銳提出:「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聯盟。」「章羅聯盟」這頂帽子是毛澤東親自定下的,自然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指揮下,在強大的壓力下,這些「右派分子」不能不違心的一一低頭認罪,不得不言不由衷地作「深刻檢查」。當時最大的「黨內右派」是浙江省省長沙文漢,他早在1952年,年僅18歲時便加入中共,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言論是1956年在浙江省第二次黨代大會上的發言,他強調不能「以黨代政」,黨委包攬政府機關許多大小事務,都要拿到黨內來決定的作法,妨礙了黨對重大問題的研究與領導,黨委和政府應有個分工,各自擔負起應負的責任。並就黨內發揚民主問題談了自己的見解,認為我們黨內民主太少了,壓抑了黨員積極性,損害了群眾路線原則。這一發言,被扣上兩頂大帽子:反對以黨代政,被誣成「篡黨奪權」;加強黨內民主,被說成「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沙文漢的妻子、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陳修良,也被打成「右派」,成為一對「黨內右派夫妻」。她也是一位資深黨員,1928年加入中共,在莫斯科留學時,與楊尚昆、陳伯達同學。在蘇聯因反對左傾機會主義,曾被打成「右傾機會分子」,也就是「右派」,這回打成「右派分子」,因反對「以黨代政」,她舉個例子:浙江農村開路條,也要蓋上鄉黨支部的圓印子,而鄉政府用的是方印子,於是老百姓都說:「方印子不如圓印子。」她以為,「黨」與「政」應分開,該用「方印子」的地方,就不該用「圓印子」。沙文漢因精神折磨病倒,1964年去世,年僅55歲。陳修良,下放農村當農民,19797月平反,沙文漢冤案,也在1980年平反。

「補課」「選舉」攤派「右派」

195710月,「反右派運動」進入尾聲,1015日中共中央才下達「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也只是原則性的框框。毛澤東曾把1957年的整風運動,分為四個階段:「放」、「反」、「改」、「學」。大鳴大放從1957427日中共中央下達整風運動文件開始;反擊右派從6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整改階段從10月開始,著手對「右派」進行組織處理。1958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宣傳部、組織部聯合發出《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選擇了96位知名「右派分子」作為「標兵」:絕大部分撤職、降職,有的開除公職,有的送勞動教養,有的被監督勞動。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均被撤消部長職務。19583月,全國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又進行了一場「反右補課」。許多人在「補課」中被「補為」「右派」,如著名翻譯家傅雷。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右派分子」無一不吃「二遍苦」,雪上加霜,批鬥、抄家、蹲「牛棚」、進勞改隊、掃地出門;當年未劃「右派」的「中右分子」則被稱為「漏網右派」,與「老右派」一樣算作「五類分子」。……許多人慘死在「文革」中。天下事無奇不有,當年竟有「選舉」產生的「右派分子」:一個小單位共八名幹部,上級黨委攤派抓一個右派分子的任務,領導反複發動大鳴大放,但怎麼也挑不出右派言論,也抓不出右派分子。領導沒辦法,就要求大家民主選舉一個右派,就是背對背每人寫一張選票,誰得票多,誰就是右派,終於將一位家庭出身「富農」的選為右派,沉冤成疾,勞改幾年後離開人世。也有的僅僅說了句「現在大餅上芝麻比以前少了」,也被打成「右派」。有的老工人直言:「國家規定八小時工作,我們廠超過八小時。」即被內定為「右派」。總而言之,在那無法、無理、無情、無義(正義)的年代,一句十分普通的話,都可上綱、上線,而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反右派運動」進入第四階段進行整改,從1959年至1964年,分五批摘帽30餘萬人,後因發生「文革」而中止。「文革」中所有「右派」無一不受「二茬罪」,1957年更甚。「右派」統統算作階級敵人,無論是已摘帽或未摘帽的,許多人含冤慘死。經歷了20多年的磨難,直至19784月,中央批轉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各地開始改正,至1981年末基本結束。但仍留下「維持原案,不予改正」著名大右派五人。此五人死後,在八十年代召開的紀念會或座談會上,統戰部長出席發言:「他們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國家和民族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緬懷和紀念的。」骨灰盒移送八寶山革命公墓,實際上中央都為他們平了反。

「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看了此書,感慨萬千,真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場大悲劇。縱觀《反右派始末》,運動自始至終,在毛澤東的運籌帷幄之中,瞭解了許多前所未知的事實真相:如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具體內容;波匈事件的真相;毛澤東為何要發起「反右」運動和他的心路歷程。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不是存在幾十年,而是幾百年,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知識份子都是中產階級的代言人,思想本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必須徹底改造,必須批判鬥爭。當蘇聯發生非史達林化,東歐出現波匈事件後,起初毛澤東認為對史達林濫用權力的指責是正確的,蘇共二十大揭露個人崇拜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的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東歐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事實上,波匈事件的起因是反對蘇聯控制,工人和學生都是愛國的,納吉應是民族英雄,而不是反革命。)毛澤東緊張思索,如何在中國不出現波匈事件,他不贊成西方式的「大民主」,認為應採用中國式的「小民主」,即整風運動,消除中國的隱患。這種「小民主」在延安時已經用得得心應手,如今舊法新用,胸有成竹,穩操勝券……。於是在195611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即提出要整頓三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在1957127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闡述了毛澤東在軍事上早已運用得滾瓜爛熟的「誘敵深入」策略:「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有屁就讓他們放,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要讓他們暴露,後發制人。」「後發制人」就是「誘敵深入」,就是林彪的解釋「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全國解放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三反、五反、肅反,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反黨集團」,使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早已心有餘悸。故整風開始,都是小心翼翼,欲言又止。但在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熱情動員和毛澤東親自在天安門城樓接見,請大家幫助黨整風的要求下,並強調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接著中共中央統戰部連續召開了十三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徵求意見。大家才開始逐步鳴放起來。但以後的事實表明,真如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文中所寫:「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而所謂的「右派言論」,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絕大多數可謂「真知灼見」。正如原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負責人所說:「右派言論具有超前性、人民性和改革性,它代表了人民的意願,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喊出了改革的聲音。如果決策者採納了他們的意見(而不是鎮壓改革者),中國絕非今天這個樣子……」也就是說,歷史可能會縮短幾十年,今天的改革局面可能早已提前實現。問題所在正如鄧小平所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毛澤東的錯誤就越來越多了。」中國從此向「左」轉。

但願「反右」今後永不發生

全國的著名「右派」都是各界的精英,他們出於愛黨愛國之心,向黨提出意見和建議,結果落得個身敗名裂,甚至含冤歸西。本來應該「言者無罪」,結果是「言者有罪」、「以言定罪」。許多正確意見,或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或移花接木,上綱上線;或無中生有,污蔑歪曲;一句普通的話,一首普通的小詩,一副普通的對聯,都可能成為「右派言論」,被打成「右派分子」。如「白天黑夜寫大字報,浪費時間」,即批為「反對鳴放」,定為「右派」。更有荒唐可笑之事,每個單位攤派「右派」指標,不夠就來硬湊;於是出現「民主選舉」右派的荒唐。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還不包括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工商界、民主黨派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這樣的「右派」不下十萬人。還有數以萬計的「內控右派」。)「反右」的矛頭主要指向知識份子,自古以來,知識份子是建設社會、發展社會的主要力量,馬恩列斯毛,那個不是知識份子。秦始皇焚書坑儒,二世而終。迫害知識份子,不是他們個人的不幸和損失,而是國家和民族的不幸和損失!

「反右派運動」不是擴大化了,哪有擴大10萬倍的?是全部都錯了,應該徹底否定。「一言堂」、「個人崇拜」應該堅決反對。前車之鑒,後世之師,願「反右」這樣的運動,今後永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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