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三错平反通知”想起

杨勤明

偶从箱底,翻出一封31年前的“三错平反通知”信函,是沈阳寄到北京的挂号信件。沈阳的邮戳日期是1979.8.23,北京的邮戳日期是1979.8.25。全文如下:

三错平反通知

杨勤明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东北电力建设局于1968年以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罪名,在学习班被批斗,系属错揪斗。

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三错(错处分、错揪斗、错结论)问题平反的指示,我局机关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卅一日,召开了“三错”平反大会,你被错揪斗的问题,已在大会上公开宣布给于平反,恢复名誉,现去函通知。

让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搞四化,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最大贡献。

中共东北电业管理局党组(盖章)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

看到此信,不由得不想起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那一场全面内战、血雨腥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44年前,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政治运动爆发。从开始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到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字报铺天盖地,人人胆战心惊,打砸抢横行无忌,大批古书古迹被毁。又从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到“打倒一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党委闹革命,全国一片混乱。继之派性大发作,从单位内部“文斗”发展到全社会的大规模“武斗”:由口水之战、文字之战到真枪实弹、枪炮齐鸣,全面内战,死伤无数。那时我在辽宁沈阳东北电力建设局工作,沈阳革命群众分裂成了三大派:“辽联”、“辽革”和 “八三一”,大打派仗,“辽联”拥护宋任穷(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政委),打倒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被称为“反军派”;“辽革”拥护陈锡联,打倒宋任穷,被称为“拥军派”;“八三一”则既打倒宋任穷,又打倒陈锡联,各派文攻武卫,好不热闹。所有人都巻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派性大斗争,甚至一家三口,竟也分裂成了三派,舌剑唇枪,反目成仇。再加上“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连打电话、商店购物也都要先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人们好像都吃了迷魂药,疯了!

经过一年多的混战和大乱,1967年秋,中央号召革命群众大联合,消除派性,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全国山河一片红。1968年,各地、各单位在支左解放军主持下,纷纷举办学习班,整顿思想,进行斗、批、改。我所在的东北电力建设局和东北电业管理局、东北技术改进局三个单位的机关职工约五、六百人,一起聚集在技改局大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吃、同住、同学习,不准回家;按连、排、班实行军事化管理,睡地舖、吃大锅饭、整天学习,揭、批、斗。

某晚,沈阳刮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所谓“十二级台风”。学习班将三个单位的所谓“牛鬼蛇神”约三、四十人,排列成一字长蛇阵,胸挂大黑牌,在大院内游斗。我有幸忝列其中,黑牌上写了三大罪名:“国民党残渣余孽、里通外国、特务嫌疑”,罪状可谓大矣!在那种场合,虽然心中无愧,亦无可奈何,只能任人摆布。我明知这是对立派从人事档案中找出来的线索,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51年我在清华大学上学时进行的忠诚老实运动中,曾毫无保留地交代过社会关系: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父亲曾在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通信局做技术工作,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我的大哥考取公费留美,现仍在美国;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时,曾参加了学生社团《星社》,这便是三大罪名的由来。在游斗中,造反派不断用皮鞭抽打这些“牛鬼蛇神”,我的左眼挨了一鞭子,立刻肿起一个大包,万幸离眼珠差了一厘米,否则左眼早就被打瞎了,至今眼角留有黑印。众所周知,军队支左即在各单位掌权,沈阳拥军派“辽革”自然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我所在的“辽联”当然成了保皇派,对立派挟嫌报仇,势在难免。游斗后,不少人被关进了牛棚,我却幸免。翌晨,我找到学习班负责人军代表,诘问:“给我按的三大罪名,有何事实和法律根据?”军代表轻描淡写地答复:“这是群众运动嘛!”,这那里是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支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互斗互伤,一个群众组织那能随随便便去翻阅干部档案呢?我想起军代表刚来单位时,一次大会上,我曾当众责问:“我党从来都是党指挥枪,为什么现在枪指挥党?”无以答,自然引发军代表的不满。

十一年后,我收到了这份“三错平反通知”,只能一笑了之,这是时代的悲剧和闹剧。那时我已调到北京水利电力部工作,故信函从沈阳寄到北京。应该说,我还是个幸运者,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只是被揪斗了一次,挨了一鞭子,不知全国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残乃至丧生?叶剑英不是说过:“文革中全国死亡两千万人挨整一亿人”吗!我不过是一亿分之一而已。那是一个兽性大发作的疯狂年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什么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会被她的学生活活打死?真是史无前例!为什么辽宁烈士张志新临终前还要被割断喉咙?据说类似事件全国有几十起,这那里还有人性和人道主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鉴往知来。最最重要的是吸取“文革”教训,今后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巴金老曾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戒后人,但至今未能实现。当局现在还忌言文革,列为禁区,但刻在心上的创伤,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发生“文革”,固有个人因素,但根本在于体制:大权独揽,个人说了算。连毛泽东自己都说:“文革这样的运动,在西方欧美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也有人说:“如毛泽东到美国去当总统,则将一事无成;尼克松到中国来当主席,可能就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制度使然也。“文革”中冤死的千万群众,地下有知,都会希望不要白死,从他们身上吸取一点教训。当今中华崛起,经济腾飞,但更重要的是文明和思想的崛起。“文革”虽然已过去40多年,但后遗症犹存,依然人治代替法治,依然有无法无天的各级掌权者,依然冤假错案遍地皆是。邓小平说:“一切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政治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政治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全民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