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摘了帽仍是“右派”???

   《北美南开通讯》第54期刊载了香巴媪著《和共产党员一起坐牢》文,我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不禁感慨万端,浮想联翩。在那疯狂的荒唐年代,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都可能发生,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无缘无故的无妄之灾。一个年轻的母亲,刚刚和内地西安前来边疆西藏探亲的年幼子女团聚了仅仅18天,就祸从天降,被人民子弟兵莫名其妙地抓走了,突然的骨肉分离,幼子哭喊着要妈妈,此情此景,刻骨铭心,谁都可以相像。她没有造反,也没有犯罪,没有逮捕证,也没有审问一句话,却被关进牢狱里达一个多月之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牢中,首先遇到的却是一位14岁就参军的女共产党员,她不知道、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自己被关进牢里,也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在牢里,她看到有学生、有干部、有老尼姑、有少数民族。在那个年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谁都有可能被抓进牢中。在受了30多天的坐牢之罪后,在释放前的一次审问中,她才弄明白,只是因为自己曾是一个“右派”分子,虽然已经摘帽,但仍是“右派”?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免职降薪,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了4年,1961年虽已正式摘帽,但仍连累丈夫一起发配到了西藏。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无法可依,无理可讲,“摘帽右派”仍是打入另册之人,一有运动,就会揪出来再行批斗、挨整。一般“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都遭受过二茬罪,甚至命丧黄泉,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对所谓的“牛鬼蛇神”,绝不会手下留情。在人治为主、缺乏法治的中国,谁的权大,谁的嘴大,就由谁说了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冤死异乡;开国元帅彭德怀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里通外国”,折腾致死;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介草民,遭点罪又算得了什么?2000万人死亡,一亿人挨整,这是空前绝后的时代大悲剧。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历过反“右”运动。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指导下,所有大、小知识分子都成为运动对象。加上最高领导引蛇出洞的“阳谋”,55万有良知、有主见、敢说真话的人,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诱惑下,统统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据现在解密的档案记载: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不是55 ,而是317万,几乎占了当时500万知识分子的60%以上。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学生,只因为替邻居画了一张讽刺领导的漫画,就被打成全国年龄最小的所谓“幼童”分子。所有“右派”分子,都经历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苦难生涯,直到1980年才获“改正”。但不像其他冤假错案纠正时叫“平反”,而叫“改正”,既然名称不同,其含意肯定也是不同的,可以理解为执政当局只改正了自身的处置不当,,并未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进行“平反”。故“右派”摘了帽仍是“右派”,叫做“摘帽右派”,记载在你的档案里,永远是你的污点,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拿你是问,成为运动对象。

     回顾自己,1957年我正在吉林工作,参与吉林热电厂的建设。响应党的号召,写了一份“精简机构第一方案”的大字报。末尾引用了一句成语“抛砖引玉”,本意是希望引出更好的第二、第三方案。不料一些政工干部,吹毛求疵,上纲上线,给我贴大字报:“杨勤明是大学生干部,把自己比喻为玉,把我们工农干部比喻为砖,要把我们赶走,夺工农的权”。我真是哭笑不得,气恼万分,有口难辩。那时我是单位的党委委员,代表知识分子参加党委。我立即写了一张反诘的大字报,什么是“抛砖引玉”?我没有立即贴出去,,先找党委书记给他看,他劝告说:“别引火烧身,双方到此为止”。这是一个是非不分、无理可讲的时代,幸书记较开明,“反右”运动结束,也未给我戴帽,却成为一个内控的“准右派”,下放基层当工人,劳动改造两年多。

迨到1968年,在全国血雨腥风的文攻武卫,大打派仗,死伤无数之后,号召大联合。在军代表主持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括十二级革命台风”的浪潮中,二、三十人被挂牌游斗,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大黑牌上写着三大罪名:“国民党残渣余孽、里通外国、特务嫌疑”,帽子不可谓不大,都是对立派从我的档案中找出来的捕风捉影疑点,鸡蛋里挑骨头,无限上纲。造反派们拿着牛皮鞭子,如赶猪似地边走边抽打着这些牛鬼蛇神,我挨了一鞭子,差一点点就把我的左眼打瞎了,只差了一公分的距离。1979年,我已从东北调往北京水电部工作,东北电业管理局党委给我发来一份平反通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东北电力建设局于1968年学习班上被批斗,属错揪斗。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三错(错处分、错揪斗、错结论)问题平反的指示,我局机关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召开了“三错”平反大会,你被错揪斗的问题,已在大会上公开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现去函通知。”2004年我曾写过一篇万余字的长篇文章,题为:“反右派—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投稿给敢说真话、敢予揭露历史真相的《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来信:“您的大作是一篇视野开阔、内容具体、思想深刻的好文章。由于比较尖锐,敏感性强,目前我刊不敢刊发。”中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说真话的社会,至今以言获罪者仍大有人在。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从来就是一个只有人治,缺乏法治的皇权社会。历朝历代,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金口玉言,一言九鼎,朕即法。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似乎结束了封建历史,实际上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并未彻底铲除。袁世凯就当了83天的皇帝,张勋复辟,溥仪去满洲国当了日本的儿皇帝,说明想当皇帝的人一直大有人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主张“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他们名为“委员长”或“主席”,实际仍是一个我说了算的皇帝。毛泽东对秘书师哲说:“主席和皇帝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对作家丁玲说:“延安是个小王朝,由我来册封文武百官、三宫六院”;对外国元首说:“我承认我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百倍”;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亲自添上了“毛主席万岁!”的庆祝口号,从此山呼“万岁‘,响彻神洲大地,当年只有孙中山和蒋经国二人拒称万岁;

1954年我国制定颁发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说:“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要破除宪法迷信。我党以往没有宪法,无法无天,不是胜利了吗?国民党有宪法,不是被我们赶到台湾去了吗?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极其有害。今后执行不执行?执行多少?要以党的指示为准,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去执行宪法”。最高领袖如此认识,宪法必然成为一纸空文。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至今一项也未能实现。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不执行宪法,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吗?我国至今没有“新闻法”、“出版法”,舆论一律,只能歌功颂德,不准百家齐鸣,实行愚民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即为反党。让人民做驯服工具,工具只是一种器械,它不会说话,任凭主人随意使用。于是,政协成了花瓶,人大成了橡皮图章。民众没有了独立思考的创造性,这是大陆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和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因。

自“反右”运动以后,全国万马齐喑。“反右”不是扩大化,而是全错了,但至今不道歉,不赔偿。反右的决策者是毛泽东,执行者是邓小平,邓从未担任过党和国家的一把手,却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他违反党章,先后罢免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任党主席,指定江泽民、胡锦涛为下一代接班人。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说明从蒋介石、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专制,还是民主?是人治,还是法治?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发动各种运动56次,每次运动都要清理5%的所谓“阶级敌人”,可以算一算,全国会有多少人挨整?有多少个家庭会家破人亡?真正的法治,真正的依法治国,真正的司法独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广大民众早已望眼欲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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