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在刺刀下做官”

杨 勤 明 2014.6

25年前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用坦克、机枪镇压手无寸铁、“反贪腐、要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史无前例。他,激愤之中,喊出“我决不在刺刀下做官”,掷地有声,石破天惊,拂袖辞去副部级职位,在当时高官中,绝无仅有。15年前的1999年秋,全国隆重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北京天安门举行了重大庆典。他,发表了一篇七千余字的宏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这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反思之作,回顾了中华民族半个世纪的沧桑历史,反省了自己从参加革命,打成“右”派,翻然憬悟的思想变迁,从崇毛,疑毛到反毛的心路历程。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追求真理的拳拳之情,流诸笔端,跃然纸上,成为千古名篇,传世之作。他是谁?他就是不唯上、不唯书、毕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家、真君子李慎之。

1923年出生于无锡,1945年毕业于四川成都燕京大学。1946年,抱着满腔热血的爱国之情,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为新华社一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入朝,任朝鲜战争谈判代表黄华的顾问;1954年任周恩来总理秘书,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随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1956年随周恩来访问亚欧十一国。当时他在新华社国际部,负责编辑《大参考》,一日三次,送毛泽东及中央领导,提供国际重要信息。1958年因主张“大民主”,被钦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连降六级,劳动改造,屡遭批斗。1979年2月,却戴着“右派”帽子,随邓小平赴美访问任顾问;1981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美国研究所,任第一任、第二任所长。1984年随赵紫阳总理访美任特别助理,1985年升任社科院副院长,1988年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为主席团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委员,1989年因“六四”风波拂袖辞职,1995年解甲归田,成为自由人。他是体制中的省、部级高官,是延安来的年轻老革命、老干部。学贯中西,胆识过人,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见解敏锐,笔锋犀利,待人平等,毫无官气。毕生追求民主、自由,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头脑,自由主义的旗手和领军人,二十世纪继梁启超—胡适—顾准之后的第四位自由主义精神领袖。不幸于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非典肆虐之际,感染肺炎,不治离世。他的去世,堪与30年代鲁迅、40年代蔡元培、60年代胡适离世相比,生前友好、海内外学者纷纷书写悼念文章,但在公开报刊上却难以发表。

在当代中国,能称得上思想家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李慎之是当之无愧的一位思想先驱。他的遽然离世,令学界震惊、痛惜。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汇萃了悼念文章140余篇,诗词函电30余首,由生前好友自愿捐资,于2003年5月结集出版60余万字的《怀念 李慎之》上、下册。十分遗憾,我在11年后的今天,才看到这套纪念文集,多年前,我也曾看到他的传颂海内外名作《风雨苍黄五十年》而深受感动。如今阅完文集,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给我原有的一些思想观点,进行了新的启蒙:

1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封建主义社会。 李慎之认为这是一种误导,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制,皇权一统天下,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封建者,封土建邦,天子将土地与爵位分封给亲戚、功臣,成为一方诸侯,享有所辖领土的所有权,并实行王权和领土世袭。秦皇统一后,郡守和县长只是皇帝派遣的地方官,没有领土所有权,更没有子孙继承权。“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领土仅属于皇帝一家所有,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专制独裁,皇权至上。在封建时代,诸侯拥有一定范围的独立自主权,互相竞争,百家争鸣,这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学术之光放得最明、最亮的年代。把封建和迷信、落后、反动、顽固相联系,不符合中国历史,把秦以后称为封建主义社会,名实不符,以谬传谬,中国秦始皇以后2200多的历史是地地道道的皇权专制主义社会。

2 以往,我们一直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乃其高级阶段)等五个阶段。 李慎之认为这个“五阶段论”是斯大林提出的,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在中国则是郭沫若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盲从套用的论断。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像美洲、西欧那样大批买卖、奴役农奴的奴隶时代,中国长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是皇权专制主义,一直实行愚民政策,养成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也压制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五阶段论”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人类社会发展若按生产力来分阶段,可分为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个乌托邦,社会发展无止境,无终结。

3 知识分子的定义:过去,我们一直把具有大专学历的人或有一定文化的脑力劳动者统称为知识分子。知者,是对信息、资料、文化、事物等客观世界的了解与掌握;识者,是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成为人们主观的认知,是精神生产的过程。知识,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识别。 李慎之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是掌握这些认识的人,更重要的是应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故有知无识,只是个书呆子;有知有识,才是真正的、敢于担当的知识分子。中国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知识分子有知无识或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唯上是从,唯书是真,缺乏辩析、创新能力。中国把知识分子定为教化别人的人,重视求善;而西方则定为批判社会、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人,重视求真。在当前信息社会时代,科技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更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中国人必须从既自卑又自大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又自律、具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现代化公民。

4 自由主义:19世纪,中国启蒙思想家、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第一个把穆勒的《论自由》译成中文,把“自由”概念引入中国。自由是相对的,泛指个性解放、政治自由、贸易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但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界限。自由主义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由英、法等国的思想启蒙家提出,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完全自由,提倡个人权利、企业自由竞争,人人有选举权等。这和毛泽东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中提到的十种自由主义现象,如一团和气、背后乱说、明哲保身、不要纪律、摆老资格等,完全是两码事。但自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却一直成为批判对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仍在批判所谓“自由化”。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是人的天性,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快乐和幸福的自由,人人都有发展自己个性和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百年近代史证明,自由和民主是全人类必由之路。无数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善于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思想家严复说:“中西强弱的根本差异在于国民自由不自由”,个人没有自由,社会也就失去创新的动力。中国为什么极少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

5 新、旧啓蒙和再啓蒙: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是第一次的大规模思想啓蒙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大大促进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迨到1949年后,实行一党专政,无产阶级统治,独尊马列,罢黜百家,是谓一次新啓蒙,与“五四”时代提倡“民主、科学”的旧啓蒙相区别。到20世纪末,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暴力和专制统治并非人间正道。人民需要再啓蒙。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而现代化的标志是民主化,现代化的基础是公民化。在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历朝历代,基本上没有公民,只有顺民、愚民、奴隶和驯服工具,不知道每个人应享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皇权专制主义以暴力和谎言来统治国家,以维稳即维持政权为最高目标,违背民主、法治的世界潮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前车之鉴。民主与法治是强国富民的首要保证。中国需要改革,改革的根本是政治改革,而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根本是保障人权,实施宪政,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专制制度与人性不相容,轻视个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6 鲁迅与胡适: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重在“破”,深刻揭露人性中的自私和丑恶,大胆批判旧社会的封建文化与封建道德;而胡适重在“立”,提倡白话文、自由、民主,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陆当局,一贯崇鲁贬胡,直到最近才给胡适以较公正的评价。 李慎之认为,胡适的思想境界高于鲁迅。在政治观点上,鲁迅是以极权反极权,胡适是以民主反专制;胡适的道路在台湾走通了,而鲁迅的道路在大陆走绝了。反“右”期间,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今天还活着,将会怎样?”,毛答:“他要麽不作声,要麽就在监牢里!”,按鲁迅的个性,不作声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关在监牢里这一条路了。

上述李慎之的思想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肯定会有不同看法。我对他的思想观点也不一定理解得完全正确。究竟是对是错,见仁见智,每个人可独立思考,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历史证明,只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才能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

今年正好是“六四”事件25周年,近日看到一篇文章《季羡林逸事追考》。讲述1989年“六四”期间,当年78岁的季羡林曾两度赴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学生。他坐在三轮车上,高扬“一级教授季羡林”白幅,由学生蹬车前行。当开枪镇压事件发生后,他在任何会议上都不发言,一发言就说:“别问我,问我就是爱国民主运动”。某日,他只身坐出租车到海淀区公安局去投案自首,说:“我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曾两次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们关到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公安局不知所措,打电话给北大,派人强行接回。他曾大声呐喊:“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学”。自称只是个东方学者,拒称“一代宗师”。他发表了《牛棚杂忆》,与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齐名。

李慎之和季羡林都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铁骨铮铮,直言谔谔。一个说:“我决不在刺刀下做官”,一个说:“我不想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吧!”,现在,他们都已走了,离开了这个风雨苍黄的世界,但他们的光辉思想,会永远留在人间,照亮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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