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核心是“司法独立”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自秦始皇以来,皇帝是上天之子,神圣无比,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人说了算,朕即法。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想当皇帝的人,仍大有人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即使传到了蒋介石和毛泽东,名叫总统或主席,实际上仍是个不叫皇帝的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毛泽东曾自豪地说:“我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超过他百倍。今天鲁迅若活着,要麽不说话,要麽就关在监牢里”。

众所周知,宪法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根本大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最高领袖毛泽东怎么说呢?“不要迷信宪法,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麽!否则,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制定宪法,本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极其有害,是不得已而为之。宪法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去执行宪法。宪法只是个阿斗,是个摆设。”(此为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一室)。无法无天是毛泽东毕生一贯的风格,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如是说,竟对宪法如此看,谁还敢、谁还能去执行宪法呢?谁还去当傻瓜和反党分子呢?60多年来,宪法必然成为一纸空文。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未真正实行过。以言获罪、兴文字狱的现象比比皆是,《零八宪章》的创导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不是还关在监狱里吗?为什么许多人包括中央领导人的著作,要拿到香港去出版呢?宪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监视、监听、双规、拘留、截访、强拆等现象,不是时有所闻吗?说明白纸黑字的宪法在权力下,根本不起作用。

中国现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权大于法,党大于法。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上述现象有所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廻法庭、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司法独立”没有解决,公平正义就难以实现。当前最主要问题是有权者干涉司法,使公检法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才会产生“我爸是李刚”这样无视法律的现象。司法独立就是司法要独立于政府、独立于议会、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社会、独立于新闻舆论,只是根据法律规定来办理案件。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取得真正的反贪成果,就是因为“廉政公署独立”,也就是“司法独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女秘书的绯闻,遭大法官传讯,就是因为最高法院独立于政府,总统也必须服从于法律。司法独立是人类在几百年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法治重在法律有效实施,行胜于言,广大人民正拭目以待。

自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大力反腐,雷厉风行,正如他所言:“再不反腐,必将亡党亡国”。十八大以来,仅仅两年,被查处的党员干部达18万人,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者达54人,贪官外逃近2万人,携出资金近万亿元。谁都知道,贪污行贿是违法的,但这些人都是有权有势者,法律制止不了他们的行为,真所谓“刑不上大夫”,这是“权大于法”的必然结果。四中全会确认了6名高官、高管开除党籍的处分,他们是原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李东生;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他们都是权倾一方、显赫一时的高级干部,根本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认为自己说了算,必能瞒天过海、逍遥法外,根本未想会有身陷囹圄这一天。大家盼望的对更大老虎徐才厚和周永康的处理决定,尚无下文。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反腐不能光治标,不治本,必须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分权制衡,互相监督。而司法独立,要使法大于权,法高于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行之道。23年前,苏联亡党亡国是我们前车之鉴,决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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