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27年,冤案超千万

   《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刊载了一篇题为“冤案是怎样酿成的”文章,作者是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他揭露了当年的历史真相,“人治”造就了千万冤案,无数百姓命丧黄泉,阅后令人感慨万端。

1949年至1976年,是毛泽东领导和统治中国的27年,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共56次,年均2次。每次运动,又都规定了斗争对象的具体指标3%5%,人们可以算一算,累计下来,早就超过了100%。事实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不写过检讨,没有一个不被审查,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在旧社会干过事,对新社会有不同意见和异议等等,无限上纲,鸡蛋里挑骨头,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

毛泽东一贯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居,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百倍”而自豪。他根本不相信法律,认为他的指示和党的决议就是法,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在他统治的27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只颁布了三部法律:一是土地改革法;二是婚姻法;三是宪法。宪法本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毛泽东却说:“不要迷信宪法,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宪法本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极其有害,执行不执行,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去执行宪法,宪法只是个阿斗,是个摆设。”最高领袖如是观,宪法必然成为一纸空文,长期以来,宪法从未真正执行过。

1955年,就在宪法颁布的第二年,文学家胡风只是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就亲自写“按语”,把胡风及和他有过联系和通讯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约2000余人,大部分被投进监狱,根本不管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连公安部长罗瑞卿都说:“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集团是勉强的,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还是要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可见,从最高领袖、公安部长到各级党委,都不把宪法放在眼里,只要是毛泽东说了,“朕即法”,谁也不敢违抗。

1950年开始,全国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市一把手饶漱石积极执行,逮捕万人,杀百人,毛泽东极为不满,亲自下达捕人、杀人的具体指标:“上海是6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仅捕了2万人,杀了200人,太少了。我认为1951年一年内,至少应杀3000人,上半年1500人。”饶漱石不敢违抗,下决心再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立即通报表扬,并规定每隔几天就杀一批,最后杀了7000余人结束第一次镇反,大大超过领袖予期,超额完成了任务。第一次镇反运动,全国共逮捕了300多万人,杀了70万人,有的说杀了100多万人,每次运动定指标,成为冤假错案扩大化的重要因素。

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说得挺好,是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许多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衷心希望党能知过即改,提出不少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不料这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凡提意见者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数不是1979年改正的55万余人,而是档案解密后的317万人,加上受株连和受影响的亲友,超过千万人。22年的劳动改造和被管制生涯,受尽苦难,甚至命丧黄泉,至今没有人说一声道歉,反而在说:“反‘右’只是扩大化了”,那有扩大几十万倍的?反“右”明明全错了。当时每个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很多是为了凑满上级规定指标,有的抽签决定,有的自愿报名,有的选举产生,有的领导指定,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有的只是说错了一句话,有的只是贴错了一条标语,立刻定为现行反革命,荒唐之极,可悲之极。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总结大跃进的失败教训,但彭德怀一封推心置腹的“万言书”,是经过充分调查反映现实情况的善意建议书,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事实和观点都没有错。但却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立刻翻脸不认人,变反左为反右,说彭对毛几十年来不合作,将毛岸英之死,也归罪于彭,在会上公开说:“我是始作俑者,故无后乎!一个儿子死于朝鲜了,一个儿子得精神病了,一个儿子失踪了”。将毛自己曾称颂的彭大将军定为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无中生有,血口喷人,撤消国防部长职务。但偌大的有百余人参加的党中央最高会议,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抗争这些无稽之谈,开始,多数人是同意彭意见的,但当毛一发话,立即转舵,形势突变,可见人们奴化之深。会后,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300多万人遭殃。

迨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地覆天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党政机关全面瘫痪,怂甬和利用一些年轻无知的造反派,在革命无罪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大搞打、砸、枪、抄、抓、杀,真是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就在首都身边的大兴县,一夜之间竟打死所谓“五类分子”近百人,连80多岁的老人和几个月的婴儿也不放过。类似情况全国到处发生,湖南道县,几个月内,被杀4193人,被逼自杀326人,广西省被杀者竟达11万人之多。北师大女附中书记兼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她的学生、红卫兵活活打死,毛泽东却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对她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麽!”这是圣旨,立刻改名为宋要武。全国各地响应号召,从文斗升级为武斗,枪炮齐鸣,血雨腥风,全面内战,创造了2000万人死亡、1亿人挨整的世界记录。

被毛泽东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有关治国方略方面就与毛意见分岐,一个要立刻进入社会主义,一个要维持新民主主义;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毛说大跃进的功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刘说是“七分人祸,三份天灾”,两人观点明显不同。“文革”开始,毛的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毫不隐讳地矛头直指刘少奇,将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刘自己根本不知道,偏偏要等到刘少奇70岁生日那一天才告知他,真是冷酷无情、令人发指。因刘少奇案被牵连错判的案件全国就有22057件,受到刑事处分的达28000多人,其他被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无法统计。

1967年始,内蒙古挖出所谓“内人党”反革命案,有346220人被关押受审,16222人被整死,87180人致残,骇人听闻,后基本平反。1955年,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案,实际是杀人灭口,因为他会见了汪精卫,当年他是受毛的指令去的,毛致汪的亲笔信现已找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给潘定罪证据不足,但这是毛交办的,只能服从,判刑15年,文革中又改判无期,粉碎“四人帮”后平反,但人早已冤死。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因言获罪者达15万人。

27年中,残酷的党内斗争,层出不穷。高、饶事件;彭、黄、张、周案;刘、邓、陶案;彭、罗、陆、杨案等等,都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党的决议就是法,毛的话就是圣旨。而每一个案件往往株连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十万人。这都是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惨痛结果,徇私枉法,草菅人命。

十八大四中全会,作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愿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真正变“人治”为“法治”,不要让冤假错案继续横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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