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大师?

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推行“一边倒”方针,独尊马列,以俄为师;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目标,而视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全国大小知识分子统统成为改造、批判、斗争的对象。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主要内容就是整肃知识分子,包括从苏联归来的国际派和抗战开始后大批从沦陷区或后方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打倒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所谓“教条主义”派,也打倒了以周恩来、彭德怀为首的所谓“经验主义”派,树立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据王明著《中共50年》中记述,毛泽东曾亲自找王明个别谈话:“整风运动最重要目的就是创造条件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成我个人的历史,必须创立毛泽东主义。苏联有列宁主义,中国有毛泽东主义”。194371日起,又发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说:“延安特务如麻”,居然打出1.5万个特务,实际一个也没有。王实味不过是说了句“衣分几色,食分几等”的牢骚话,便被打成“托派”,后被秘密处决,延安整风运动实为十年“文革”的予演。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苏联的指挥,如西安事变、抗美援朝等。“一边倒”方针,沿袭了苏联对知识分子的“左”傾和肃反政策。

195051日国际劳动节,颁布庆祝口号,毛泽东亲自加上了“毛泽东万岁”最后一句口号。据云原拟定庆祝口号的是中宣部宣传处处长王宗一,在“文革”中被诬为反毛,被迫自杀。这和194912月斯大林庆祝70寿辰时,出版《斯大林传略》,斯大林也亲自加上了“斯大林—今天的列宁”,如出一辙。毛和斯一样,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个人绝对权威和独裁统治,直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个人崇拜是一切专制制度的基础和核心。

1954年,文艺理论家胡风提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30万言书,反对庸俗的阶级分析论,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片面歌颂,图解政策,演绎口号,歪曲真相。言词确有些怪诞,毛泽东亲自审阅后,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5月被捕。胡风案牵连2000余人,92人被捕,62人隔离,73人停职反省,1956年,78人被定为“胡风分子”。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平反,1988年彻底平反,正式撤消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但1985年胡风已病逝,这是解放初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字狱。虽然针对文艺界,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一场政治整肃和清冼运动。以后又发生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作家们都缄口封笔。肃反的扩大化,为以后的大鸣大放与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195611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4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全民提出批评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中央连续召开13次民主人士座谈会,广大党内外人士积极响应,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谁料这是毛泽东的一场“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毛泽东亲自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掀起了一场全国性、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被定为三大右派言论。全国打出“右派分子”55万人,如今档案解密,不是55万,竟是317万人。右派分子被列为地、富、反、坏之后的第5类敌人,被劳动改造22年,直倒1978年胡耀邦上台,才正式予以改正,不叫平反。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识分子,从此,万马齐喑,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成为哑巴,或成为应声虫,或成为自我克制、独善其身的犬儒主义者了。毛泽东还说:“如鲁迅在世,要麽不说话,要麽就在监牢里”,按鲁迅的个性,能不说话吗?那么只有坐牢的下场了。原人民出版社社长、自定为“右派”的曾彦修曾说: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敢起来争鸣,真正可算争鸣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梁漱溟,为了农民,当面敢和毛泽东争论,另外半个就是胡风了。

十年“文革”,则是20世纪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由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全国性大规模内乱与内战。仅仅为了打倒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为了无中生有的所谓“反修、防修”,造反有理,无法无天,血雨腥风,枪炮齐鸣。知识分子也必然首当其冲,成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与700多年前中国元代的“九儒十丐”如出一辙。领袖荒谬的一言九鼎:“读书愈多愈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停课闹革命,白卷当英雄,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知识贬值,人才断层,影响了几代人;“文革”中,道德沦丧,人性泯灭,至今流毒犹存。为什么中国国民素质在全球168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无不与文革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刻影响。

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共产党要求人民做“驯服工具”,成为“群氓”;要求做一个没有思想的螺丝钉,把你拧在那里,你终生就在那里。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环境下,不允许独立思考,不允许提出异见,能出来大师吗?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学说中的一种,为什么只许一花独放、一家独言,不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中国现代却一个发明也没有,为什么?中国经济总量(GDP)列世界第二,但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列世界第二十以外。中国的大师基本都是在上世纪2040年代成长和出现的,1949年后,几乎一个也没有。当年的许多大师,在暴力统治、思想控制下,无数精英受到摧残,如被称为“大师的大师”叶企孙,是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清华理学院院长,解放初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竟被诬为“特务”,文革中被捕入狱,晚年穷困潦倒,流落街头,含冤离世。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1955年肃反中被停职审查,1958年又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三年,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不但没有发挥和贡献出他们的力量,反而落个极为悲惨的下场。解放后,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由于不断地被各种运动整肃,不断地要求改造思想,脱裤子,割尾巴,不断地挨整、被批判,不断地当牛鬼蛇神,专政对象,很多人夭折了、凋谢了。怎能出来自由思想、独立见解的大师呢?中国人民被称为没有思想、没有信仰的民族,可悲!可叹!当局应深思,亡羊补牢、改弦易辙未为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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