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良师益友鹤守兄

尉天縱

6月26日午饭后,南京的朋友打来电话,告知刘鹤守兄已于上午在广州辞世。这个消息虽不算太突然(因为鹤守兄缠绵病榻已一年多,ICU病房也几进几出),但乍一听到,还是感到说不出的难过。最近七八年,鹤守兄一直在受疾病的折磨,先是晚期胃癌,住院开刀,接着又是带状疱疹,中风。但却都一一安全度过。这一次大家也希望他一如既往逐渐康复,遗憾的是终于没有能挺过去。

鹤守兄于我既是学长,也是老师,但我们相识却很晚。我是1944年秋季考入南开初一的,而他已在暑假前高中毕业离校了,所以无缘得见。直到1995年,南京的几位同学在大桥公园有个小型聚会。鹤守兄那时刚从广州迁来南京,也来参加了。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巧的是我们两家都住鼓楼附近,相距很近,从此便开始了不断交往,彼此交换图书,畅谈思想,由于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一致,所以越来越接近。1998年,由在美国的刘融学长倡议,并由香港校友会提供经费,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张伯苓教育思想研讨会》。这次会议由南京校友会负责筹备,具体工作则由鹤守兄,马平与我承担,而鹤守兄为此出力最多。从会前向各地校友发函征求论文,到会议的组织,会后论文集的编印,乃至分发邮寄,他都尽心尽力,使会议开得很成功。为了要使这次会议开得更好,会前我俩分别从报刊上收集了一些有关教育的评论文章印成小册子供大家参考。会后不少同学说,这个小册子编的不错,希望我们两人今后能继续编一份文摘性的刊物供校友们阅读。既然大家有此要求,我们也义不容辞,从此就合作干起了这事,而且一干就是十多年。

我们这个小小刊物,鹤守兄定名为《时文便览》,每两月出一期,每期都有一个专题。由于49年以后,言论受到了严格禁锢,知识分子不断遭受打压,所有的媒体控制在政府手中,多年以来大家看到的多半是充满假大空的党八股和官样文章。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稍微宽松,但禁忌仍多,特别是89年以后又逐步收紧,所以要从公开发行的报刊中发现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很不容易,必须披沙拣金,仔细搜寻。鹤守兄为此自己花钱订了五十多种报刊,我也订了近二十种(这些报刊中不少后来都遭到整肃,如《东方》,《方法》被迫停刊,《南方周末》,《同舟共济》,《书屋》,《读书》等多次被撤换主编或改变主要单位)。我们还就近去南大图书馆查阅报刊资料。有时坊间出了一本好书,我们也专门为之出一期摘要(如《黄河边的中国》,《中国农民调查》,《如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思痛录》,《夹边沟纪事》等)。这些工作都是以鹤守兄为主,每期由他亲自编辑,我则协助他做些整理,校对的工作。这些事情做起来有时也很辛苦。但我们内心却感到很充实。我们虽然都是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书生,但面对极权统治的黑暗,我们不愿意做犬儒,我们要为推动社会进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办这个小小刊物,不仅教育了自己也使很多读者打开多年来受欺骗受蒙蔽的眼睛,我们为此感到欣慰。

这个小刊物开始每期只印一百本,供校友阅读,后来因为看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增加,最多时曾达到一千本,听说有些人还复印了分送亲友。通过这个刊物我们还结识了一些志趣相同的朋友,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朋友们还能在一起聚会,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思想。2001年时有个出版界的朋友认为有一期内容很好要我们加以扩充,编成一本《皇帝与流氓》,由陕西省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但这本书上市不久就遭禁,出版社负责人也遭到警告。这期间不少朋友也曾为我们担心,害怕引祸上身,我们自己当然也是兢兢业业,总算有惊无险。在这个刊物办到第十年时,鹤守兄将前十年的内容精选,编成了五本集子,名为《呼唤》,在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2年鹤守兄因健康状况不佳,退出了编务,我也感到独立不能胜任,就由我们两人共同的一位朋友接办,一直维持到今年年初。因为言论控制更加严酷,不得不停办。

我和鹤守兄交往的十多年中,主要就是共同从事这样一件工作,虽是一份小小刊物,总算是为推动社会进步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十几年,不但自己认识不断提高,还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过去一直在学校里教书,对编辑工作是外行,有时做校对也不免粗心大意,鹤守兄一一给我指点,而且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但是我的益友也是良师。

2003年鹤守兄原住的房子要拆除,他在城外卫岗买了新居,相距虽远,但仍然保持经常联系。后来我也在乐山这里安了新家,一年中有半年住在乐山,彼此见面少了,但仍然通过电话和E-mail保持联系。去年他患病后回了广州,住进了ICU病房,不能和他直接通话了,只好通过他儿子刘迎向他问候。所有的朋友都为他祝福,希望他仍能一如既往逐渐恢复健康,不料,终于没能战胜病魔,离开了我们。

鹤守兄走了,我们又少了一位良师益友,愿他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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